写作场与文本生成——宋代上梁文叙写方式的形塑与流变

每一种文体都对应着一类“写作场”。“写作场”是一个相对稳定又具有开放性的非实体场域，场内各种因素的变化与互动，塑造着该文体的典型叙写方式。在此观照视角下，宋代上梁文可分为中央型、地方型、私人型三大类别：中央型上梁文拥有奉天承运的宏大叙事与对君主德政的极力颂赞；地方型上梁文乐意展示当地的历史地理与风俗形胜，彰显地方官员或地方精英的功绩；私人型上梁文则形成了自我观照的叙写视角，以对心志品格的表露和对居处生活的想象，拓展了上梁文抒怀言志与精细摹写的层次。     

消解男权美学权威的歌手——从狄金森研究中的几个重大争议论其创作价值

国内外一百多年的狄金森研究中存在许多争议,如她的诗歌来源、女诗人的身份、与男性诗歌传统的关系、诗歌的系统性以及女性诗人形象的建构.从女性美学的角度分析,这些争议的实质来源于男权美学对女性作家身分的凝视,存在着诸多局限.狄金森创作的价值正是对这种美学权威的消解.     

身体的隐喻——对张爱玲小说的一种解读

文学文本中女性的身体成为建构其主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身体、欲望的觉醒具有反抗男权、颠覆既有的性别秩序的意义。张爱玲的小说具有独特、鲜明的女性视角，小说中的女性身体叙事，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文本所具有的对男权文化的反抗和颠覆性质。     

北洋时期的宗教教育研究

北洋时期的宗教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全国教育事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对这一时期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就整个宗教学校教育来看,教育体系日趋完备,建立了一套从幼稚园到大学这样一个完整的宗教教育体系,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宗教学校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世俗化的人才,活跃在当时中国的政府、工商业、文教事业等各个领域;宗教教育也引起了北洋时人的广泛关注.     

宪政: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

宪政是为了人民福祉而进行的更为正义的人类秩序谋划.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而法官只能根据法律规定认定犯罪且处罚犯罪,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宪政诉求.宪政的重点是制约权力,罪刑法定原则在宪政理念的指引下担负着保障人权的重要职能.     

乡愁如流水--《看麦娘》与市民情调

池莉小说<看麦娘>在语言上具有流水叙述特色."看麦娘"象征平凡而又优美的双重人格,而父亲正是这种人格的代表."我"所全心依恋的是与父亲和上官瑞芳共同拥有的幼年生活环境,那里生长着"永远的看麦娘".小说意在创造一种都市乡愁,显示市民生活意念都市生活危险而真正理想的完美生活在过去.作家不应仅仅满足于市民情调的生产而是应适当探索市民生活价值的新取向.     

中华文明的开拓创新之作--评王炜民、郝建平《中华文明概论》

<中华文明概论>是<中华文明简史>的姊妹篇,两书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史的完整架构与体系.<中华文明概论>对中华文明诸问题进行理论性的阐述和探索,是一部具有开拓创新特点的著作.该书具有四个方面鲜明的特色一、理论为先,深度开掘;二、论从史出,资料翔实;三、中外对比,突出特色;四、立足现实,古为今用.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多维特征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个体的基本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和其他特征4个维度,采用二值Logit模型,考察这些特征变量对于农村人口陷入贫困可能性的影响;并进一步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比较分析这些特征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不同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国农村,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的人群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较大：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低（自身、配偶或父母）、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少数民族、未婚状态、家庭抚养负担过重、无宗教信仰、没有非农工作、周工作时间较短、使用电视或互联网频率较低（这里理解为获取与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相关信息）。此外,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对于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不同维度下特征变量对收入水平影响的大小和方向存在较大差异。     

岁时生活与荆楚民众的巫鬼观念——《荆楚岁时记》研究之一

在南朝社会,岁时节日是荆楚民众沟通神鬼的重要时机,有着浓厚信仰的荆楚民众通过主动的姿态去祭祀神灵、禳除恶鬼.荆楚地方巫风盛行,岁时节日中巫术有着丰富的表现.岁时巫术行为依照性质与目的大致可分为辟邪巫术、求福巫术与预知巫术三种形态,当然这三种巫术形态并非界限森严,三者相错杂与融汇.南朝荆楚岁时的鬼神信仰与岁时的巫术手段相互倚重,鬼神信仰依靠巫术手段实际干预民众生活,巫术依靠信仰为自己提供存在的解释与力量的源泉.     

世俗时代文学空间的再拓展--评《百年文学与市民文化》

就中国的历史情境而言,与我们擦肩而过的2 0世纪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个世俗化浪潮跌宕起伏的时代,而这一历程的演变又显然集中在“城市”的地域空间和精神空间内完成。于是,对百年以降市民文化与文学之相互关联和流变轨迹的考察,便为我们洞察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奥秘”提供了一种契机(或者说视角) ;而且,置于文学的阈限之内,这种考察本身也为我们所处的“世俗时代”的文学研究拓展了别开生面且溢满活力的空间。然而,就笔者的观察来看———令人备觉遗憾的是———从“市民文化”的角度切入2 0世纪中国文学的零星散论或许并不少见,但贯之以…